萧纲文学意识

生平事迹  萧纲七岁出宫,七至十一岁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,十二至十四岁出远藩,先后担任荆州刺史、江州刺史。此前只是个儿童少年,若说他已经具备系统的文学理想,不免夸大其词,最多只能说具有一定的趣味倾向。经排比萧纲生平事迹,笔者认为,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间,萧纲返回京城的这段时间,对于萧纲文学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。十五至十八岁,通常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。这段时间内扬州文坛的风气以及一系列事件,对萧纲的影响值得仔细分析。  众所周知,萧梁政权是自萧齐政权禅让而来的,梁初的文学也与齐代文学一脉相承。对齐梁时代的文人而言,宋代诗人谢灵运名气极大,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近代文学的第一座大山。有趣的是,谢灵运诗歌的缺点明显,亦人人看在眼里。已故齐代诗人谢朓的成就,当时已得到普遍认可。活到梁初的著名诗人当中,江淹(444—505)于天监四年去世,但是,“江郎才尽”,江淹的文学成就在他生前已经是昨日黄花,影响力有限。沈约(441—513)稳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,早在齐永明年间,沈约已经在所撰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中将发明诗歌声律的功劳揽到自己的名下,沈约的诗风属于永明体。若就在梁初文坛的影响力而言,任昉或许比沈约还要大。任昉(460—508)文名盛于齐梁间,与沈约齐名,当时号“任笔沈诗”。但是,当时文、笔有所区分,诗赋是文学世界的“上等公民”,任昉对自己没有诗名引以为恨,晚年倾力作诗。昉因博学,诗歌用事成癖,后进受此影响,文章殆同书抄,竟成一时风气。天监年间刘孝标编《类苑》、梁武帝敕编《华林遍略》,编撰类事之书的竞争,虽然未必是任昉诗风的直接影响使然,但是,属文煊博的需要,一时风会确实是客观存在的。对于梁初十来年间的文坛风气,任昉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,沈约次之。当时京城士子写作诗歌,用典的风气、讲究声律的风气,都比较盛。

三体  任昉于天监七年、沈约于天监十二年相继去世之后,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(517—520),十五至十八岁的萧纲返回并留在京城任职,正赶上文坛对天监初年诗风进行总结与回顾的时期。真正是个历史的巧合。天监十一年表上的萧子显所著《南齐书》的《文学传论》,可以想见萧纲必然是看到的。该论综述“今之文章”分为三体,一则出于谢灵运;二则出于傅咸、应璩;三则出于鲍照。这三派文风,在梁初诗坛均有相应者,一则谢灵运体,二则受任昉影响者,三则受沈约影响者。子显对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评,并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学。从时隔十年之后萧纲对萧子显的激赏,以及《与湘东王书》与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类似的立论倾向来看,萧子显对梁初诗坛的分析批判,必然曾经打动青年萧纲的心。并且萧纲后来明目张胆倡导宫体诗,与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所揭发的“在乎文章,弥患凡旧。若无新变,不能代雄”的文学史逻辑的启示可能也有关系。

诗品  成书在天监十三至十六年前后的论诗名著锺嵘《诗品》对诗歌用事及声律说的猛烈抨击,也是众所周知。天监十七年萧纲为西中郎将、领石头戍军事,锺嵘曾经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,是萧纲的幕僚。这时,新撰成的《诗品》以及锺嵘对齐梁文学的分析、品评,萧纲更加不可能不了解。这里录《诗品》中品任昉、沈约二则评语:“彦升(按:任昉字彦升)少年为诗不工,故世称‘沈诗任笔’,昉深恨之。晚节爱好既笃,文亦遒变。善铨事理,拓体渊雅,得国士之风,故擢居中品。但昉既博学,动辄用事,所以诗不得奇。少年士子,效其如此,弊矣。”“观休文(按:沈约字休文)众制,五言最优。详其文体,察其余论,固知宪章鲍明远也。所以不闲于经纶,而长于清怨。永明相王爱文,王元长(王融)等,皆宗附之。约于时,谢朓未遒,江淹才尽,范云名级故微,故约称独步。虽文不至,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。见重闾里,诵咏成音。嵘谓:约所著既多,今翦除淫杂,收其精要,允为中品之第矣。故当词密于范(云),意浅于江(淹)也。”这里,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评说的对象,任昉博学用典,文体渊雅,但是,动辄用事,诗不得奇,末流则文章殆同书抄了。沈约的成就虽为一代之选,但是,效法鲍照,长于清怨,虽为闾里少年所重,然于雅丽有所不足。萧纲在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、《诗品》之类对近代文学分析与批判的风气中,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趋向与观念。

藩府文风  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时间内,萧纲先后出任南徐州刺史、雍州刺史、扬州刺史。其中,雍州七年,为时最久,对于萧纲及其文学集团的活动来说,也最重要。虽然萧纲自幼即是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的中心人物,但是,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核心和领袖人物,大概是从普通二年(521)十九岁的萧纲再度自京城扬州出为外藩时期开始的。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内,萧纲与陶弘景、何胤这样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;他与幕僚之间则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游览唱和的诗歌活动可考。萧纲《往虎窟山寺诗》,治中王冏、记室参军陆罩、前臣刑狱参军孔焘、州民前吏刑狱参军王台卿、西曹书佐鲍至有应和之作。据鲍至和诗“年还节已仲,野绿气方韶”句,可知时令在仲春。则为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。自普通四年(523)至中大通二年(530)约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,对于萧纲的政治军事文学生涯来说,都是最为重要的历练。《梁书·文学·庾肩吾传》叙述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及其历史地位,大约即就雍府至东宫时期而言:“初,太宗在藩,雅好文章士,时肩吾与东海徐摛,吴郡陆杲,彭城刘遵、刘孝仪,仪弟孝威,同被赏接。及居东宫,又开文德省,置学士,肩吾子信、(徐)摛子陵、吴郡张长公、北地傅弘、东海鲍至等充其选。齐永明中,文士王融、谢朓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,以为新变,至是转拘声韵,弥尚丽靡,复逾于往时。”按:《梁书》此节所述诸人名,“陆杲”应为陆罩。陆罩在雍藩,颇得晋安王器重。足与徐、庾、三刘并驾齐驱。《南史》卷四八《陆杲传》附子罩传:“罩字洞元,少笃学,多所该览,善属文。简文居藩,为记室参军,撰帝集序。稍迁太子中庶子,掌管记,礼遇甚厚。大同七年,以母老求去。”《南史》卷五○《庾肩吾传》:“(肩吾)在雍州,被(晋安王)命与刘孝威、江伯摇、孔敬通、申子悦、徐防、徐摛、王囿、孔铄、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,丰其果馔,号高斋学士。”萧纲在雍州,有下令幕府赋诗的记载可考。《三日赋诗教》:“二府州纲纪:今气序韶明,风云调谧,岂直洛格嘉宴,金谷可游,景落兴遒,舞雩斯在,咸可赋诗。”教称“二府州纲纪”云云,“二府”指将军府、宁蛮府,自是在雍州时的称呼。因此可知该命令作于雍州。 萧纲的文集,如前揭《南史·陆杲传》所述,由陆罩编撰。该文集八十五卷,编成于大通元年(527)的雍州府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集部别集类:“《梁简文帝集》八十五卷,陆罩撰,并录。”文集编成之际,萧纲将文集示张缵,张缵有书谢示集,萧纲遂又有《答张缵谢示集书》之作。这篇文章的写作原由与行文方式,都有点依仿历史上曹植将所作文章示杨修并作《与杨德祖书》故事。二书分别都是作于曹植、萧纲二十五岁之年。所以,如同曹植的《与杨德祖书》一样,萧纲的这篇《答张缵谢示集书》其实是对生平创作的一篇总结性论述。书曰:  “纲少好文章,于今二十五载矣。窃尝论之:日月参辰,火龙黼黻,尚且着于玄象,章乎人事,而况文辞可止、咏歌可辍乎?不为壮夫,扬雄实小言破道;非谓君子,曹植亦小辩破言。论之科刑,罪在不赦。至如春庭落景,转蕙承风,秋雨旦睛,檐梧初下。浮云生野,明月入楼。时命亲宾,乍动严驾,车渠屡酌,鹦鹉骤倾。伊昔三边,久留四战。胡雾连天,征旗拂日。时闻坞笛,遥听塞笳。或乡思凄然,或雄心愤薄。是以沈吟短翰,补缀庸音。寓目写心,因事而作。”  这篇文章“罪在不赦”之前的部分,认为文章的地位天经地义,批评扬雄、曹植鄙薄文学的观点。“至如春庭落景”以下的一节,自述自己的写作,春风秋雨、浮云明月,是自然季节与物色的感激;宾驾宴集、边塞征戍,则因事抒情。如果要将这段论述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作一立场的定位,从积极的方面可以看到,高度重视文学的价值;从消极的方面看,萧纲的写作与风景、游宴、心情直接相关,所谓“寓目写心,因事而作”,显然反对为文造情,与文学的“古典主义”最不相干。  雍府时期,徐陵、庾信先后加入晋安王幕,对于萧纲文学集团来说,堪称一项重大事件。徐陵入晋安王幕,时在普通四年(523),徐陵年十七岁。时陵父摛为晋安王咨议参军。大通元年(527),庾信年十五,随父肩吾入晋安王幕府,释褐为国常侍。徐摛、徐陵,庾肩吾、庾信,均父子共事晋安王萧纲。作为萧纲文学集团的后进,徐陵、庾信以卓越的文学成就,将宫体文学的理想发扬光大,后来成为彪炳文学史的巨擘。直至唐天宝十二载(753),论者举文词华丽,仍以“徐庾”为首。《通鉴》记载,唐前进士刘乃上书中书舍人,批评当时以文词取士的制度,曰:“借使周公、孔子今处铨廷,考其辞华,则不及徐、庾。”元胡三省曰:“徐陵、庾信,唐正元(按:贞元)、大历以前,皆尚其文。”得其实也。

作者介绍

萧纲 萧纲 萧纲(503―551),梁代文学家。即南朝梁简文帝。字世缵。南兰陵(今江苏武进)人。梁武帝第三子。由于长兄萧统早死,他在中大通三年(531年)被立为太子。太清三年(549年),侯景之乱,梁武帝被囚饿死,萧纲即位,大宝二年(551年)为侯景所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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